罗家伦（1897—1969），中国近代教育家，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1日生于江西进贤。1917年入北京大学，曾与傅斯年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1928年，出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任职期间治校有方，颇见成效。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中央大学正处于数易校长、余波未平的动荡状态。他到任之初，即以明晰的教育理念提出“六字”治校方针（安定、充实、发展）与“四字”学风（诚、朴、雄、伟），并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为学校的恢复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罗家伦
此后，他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走出了阴影，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具有超前的发展眼光，曾提出在南郊石子岗一带兴建中央大学新校区，力图建设一个能容纳5000～10000人的学术之都。正当他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之际，抗日战争爆发，计划被迫搁置。之后，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他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执著地谋求学校的发展，中央大学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以致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报考人数的2/3。1941年，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从此离开教育界，担任一些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主要著述有《新人生观》、《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罗家伦与五四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吧！”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边，匆匆起草，15分钟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回忆此事时说：“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宣言写成，立即交北大教员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原计划印五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才印了两万份，马上去街头散发。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它言辞铮铮：“日本在万园和会上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们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当天学生队伍游行到东郊民巷时，被外国使馆外的警察阻拦，于是学生推举出包括罗家伦在内的四名代表，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罗家伦为被捕学生到处奔走营救。第二天下午三点，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3000多名各学校代表参加，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同时通电罢课的决议。当时罗家伦在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他在会上报告说，学生运动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并介绍被捕学生情况。之后他被推为北京学生届的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五四运动
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是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复旦大学
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掌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1949年去了台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代表著作
《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疾风》、《耕云集》、《心影邀游踪集》、《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革命文献》、《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中国人的品格》。
《疾风》
《科学与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