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五四运动的热情激荡在中国大地，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始终站在队伍最前列。

李大钊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热情地赞扬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是阶级的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兼任经济学教授。

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及“新纪元”等系列重要文章，详细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却没有感觉到任何胜利后的喜悦，反而成为列强谈判桌上的筹码。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迅速引起了国人的愤怒。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李大钊的文章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提出来，这实际成为即将来临的五四革命风暴的一个信号。

五四运动前夕

李大钊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5月4日当天，31名学生及1名市民被捕，他和蔡元培等人积极设法营救，组织北京学生罢课以声援被捕学生，迫使当局于两日后释放学生。

5月9日，蔡元培被逼辞职出走，反动派阴谋改组北京大学，李大钊便联合其他教职员和广大学生奋起抗议，与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

李大钊与蔡元培等四人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始终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共同战斗，他的办公室成了革命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常与学生们在这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研究深入的办法，给青年以直接指导。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深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明确指出运动的目标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运动和以工人为主力的群众斗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进行散发。“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合和言论自由五条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拒绝这些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五四运动迅猛发展，并最终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这完全出乎当局意料。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全国各地的爱国群众早在27日起就在总统府前示威，很多旅法学生和工人也包围了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代表的住所，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关键时期，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八期上接连发表了许多短评，声援学生的行动。

在国内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罢免了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样、陆宗舆的职务，并最终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达到了，但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开始，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他及时教育广大青年切莫对反动派产生幻想，并引导大家坚持斗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

五四运动纪念碑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并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

1919年10月、11月，他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彻底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不仅是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曾明确指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在反复比较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李大钊作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不仅为五四运动的顺利进行，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